冬天的时候坐在947公车上，特意选择了一个临窗的位置坐下。
       途径枣阳路，还是那片成群伫立的法国梧桐树，视线极力透过荒芜的枝干，瞥到了少年宫红色砖瓦砌成的三角顶，灰头土脸的。想起老胡曾经和我们一起待过的303室，房间不大，但一进去永远陈放着整齐的谱架。老胡退休后，或许303就被逼仄角落中的樟木箱整个装了起来。自从暑假一别后，我再也没有回去看过老胡，想到他已经不在了，心里很愧疚。
       做学生的时候，每周日的晚上，我都会拎着小提琴，搭乘家门前的公车去找老胡上课。似这番的来回持续了整整8年。老胡每三年收一次学生，而我有恰巧赶上了他收学生的那一年。一切皆偶然，也确乎偶然。
       起初，我们并没有直接上手去拉琴，而是按照老胡所说的，右手拿住一支铅笔，反反复复摆出持弓的姿势。黑板上，隔天见的指法排列图烙在左手四指的每一根神经上，直至今日仍能排出每种升降号对应的指形。准备工作就绪后，老胡才将一把提琴郑重地交到我们的手中，告诫我们要爱惜提琴，就如战士爱护自己的武器一般。每天近乎三小时的架琴、持弓、打节拍等在我幼时的记忆中留下了擦不去的印记。
       度过了略显枯燥乏味的启蒙期，最令我头疼的便是节拍与手指之间的配合。老胡常听我拉了两段后，皱皱眉，说，“节拍打得慢了。你回去自己看着钟的秒针，它走一格，你打一拍。”而我对一切都言听计从。然而，这个弊病至今我或许仍然存在，如果老胡还在的话，他应该会再次不厌其烦地点我的名字，纠正我的过失。是啊，我多希望他还在，即便批评我一句也好。
       老胡总爱在小桌前放上自己的手表，提前十分钟上课是老胡一贯的习惯。上课的时候，他会拿着板一下下地打出正确的节奏，脚也会不遗余力地打在地板上，有时我们一个班都没有他打出的拍子响。课间的时候，他总爱一个人站着演奏《渔舟唱晚》，曲调当真是“响穷彭蠡之滨”，或是解答同学们对于指法或弓法的疑惑。大部分时候他更像是家中的爷爷，和我们闲聊，用最为质朴的语言教导我们如何立身处世。
       老胡的教学计划很严格，每周作业有音阶琶音、一首练习曲、双音练习，每阶段有一首协奏曲、一首中国乐曲，老胡是严格按照业余考级标准安排曲目和基本练习的。每拉一首曲子，他都会告诉我在哪里可以找到这首曲子的CD，让我仔细模仿大师。练好后，还会一遍遍变着花样地和我合奏或是让我独奏。这时，他则会在这一遍遍的重复后在我的谱子上圈出注意点，错了一次的用铅笔勾画，错了两次以上的顽固错误则用红笔用力圈画，略带着几分恨铁不成钢的意味。
       最后一次见到老胡是在他的家中，彼时，他坐在藤椅上，脸颊瘦削，眼窝深凹，枯瘦得和老树一般，只有背仍像往日般挺拔。这时，他已经不拉琴了，小提琴班也都陆续解散。那天，老胡的精神不错，为那首《彼得与狼》标上了重点。临行前，他向我点头致意，“这么多年你一直是班上很认真的同学，相信自己，等你中考完，再来找我。”我想，8年来，我唯一与别人不同的就是我听话，坚持练琴。在如今这样一个快节奏的学习环境中，每天挤出一个小时的练琴时间是要拼死拼活的，为此常要写作业到深夜，然后永远睡不够。
老胡，外面的人尊称胡先生。据说，他曾经是海军出身，在船上是文艺兵。他从小所受到的小提琴的教育和环境是极为苛刻的，甚至拉不好琴就意味着他以后的人生只能去做一个普通的农民，这对心高气傲的老胡来说是绝不允许发生的事。退役后，老胡就改行当起了音乐教师，教了无数学生，不乏雏凤清声之辈。
       其实，我们当时的学琴水平都是很差的，老胡心里都明白。他的教学方法，如今想来，也未免僵化，他对曲谱的理解、对演奏范式的把握，也都是19世纪的。他没有教过我从乐理上去理解曲谱，只是让我去听录音，这也不是最好的办法。但是这8年，虽然相互之间的对话屈指可数，却有一种东西，我明白，他也明白。而这种东西，他已经传给了我。如果老胡还活着，我多想拉琴给他听，多想对他深深地鞠上一躬，说一声“谢谢你，胡老师！”
       但老胡已经不在了。